立法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降低家庭养育成本、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举措。正在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将对托育服务法草案进行首次审议，为三周岁以下最柔弱的婴幼儿群体托育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在托育服务法草案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之前，多个部门已经做了很多前期工作，陆续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等文件。这些都为托育服务法的立法提供了基础，也预示着托育服务法将可能较快颁布实施。
当前，我国的托育服务总体水平还比较低。2024年9月，国务院曾就托育服务工作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专题报告：多地调查显示，超过三成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有送托需求，受行业发展阶段及服务价格等多种因素影响，全国实际入托率仅为7.86%。另有数据表明，发达国家的入托率在50%左右，差距十分明显。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托位数量不足、服务价格畸高、服务质量良莠不齐，无疑是重要方面，这些应成为托育立法重点强调的内容。
首先，地方政府要提高认识，真正把托育作为一项事业来办。
上述国务院专题报告分析，地方政府对托育服务重要性认识不足是造成托位缺口较大的重要原因。其中存在一种误区，认为随着出生人口减少，再过几年托位不足的问题可以自然解决，因此在推动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抓得不紧、推进不快。
今后，地方政府要根据出生人口变化情况和区域间人口流动特征，合理确定托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在量上满足的同时，不断提高托育服务质量。在这个过程中，要克服短期思想及投入产出效益的羁绊，真正以办事业的态度和决心，推动托育服务持续、健康发展。
其次，要降低托育成本，解决“托得起”的问题。
上述国务院专题报告指出，2023年，全国民办托育机构占全部托育机构的89.5%，平均托育服务收费价格（不包括餐费）为1978元/人/月，一线城市在5500元/人/月以上。这与群众的支付能力和期待存在较大差距，许多有送托需求的家庭因此望而却步。
近九成托育服务由民办机构完成，这意味着，托育服务要真正成为一项事业，就需在公办和市场之间进行平衡。一些地方只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未能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导致普惠托育服务供给较少。
要解决托育成本畸高问题，需要在两个方面着力：一是持续增加公办托位；二是规范民办托育机构的价格形成机制，更多体现公益性特征。这两者都离不开财政投入增加、土地使用及税收支持等各方面的支持。托育服务的价格最终基于其运营成本，只有通过多方支持切实降低机构综合成本，家庭的托育支出负担才能真正减轻。
再次要提高托育服务质量，解决家长“放心托”的问题。
目前托育服务质量良莠不齐，家长不敢托、不放心托的现象较为普遍。截至2024年9月，全国托育机构备案率仅为42%，托育服务行业健康发展和质量安全面临较大隐患。这也导致了“家庭送托难”与“机构收托不足”并存的局面。
为此，一方面要加强托育机构的正规化建设，包括登记备案、履约服务、质量安全、处罚整改等都要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要建立托育人员资格准入论证体系，从整体上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必须认识到，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护专业而复杂，绝非简单的“看孩子”，它承载着早期发展的科学干预与提升未来人口素质的重要责任。正在审议的托育服务法草案已将机构和人员规范作为核心内容，体现了对这一关键领域的立法重视。
对托育服务进行专门立法意义深远，过去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措施通过立法可以增强刚性和执行力。而在托育服务法的立法进程中，还需进一步强调托位保障、价格合理和质量提升等方面，从而系统性地纾解民生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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